第9章 破茧重生（1/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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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票在掌心焐得发烫，那页母亲的日记被江水潮气浸出褶皱。

我们在雾气弥漫的码头告别程父时，他往画筒里塞了包梧桐树苗 ——"替我种在重庆的山坡上，" 老人的声音混着汽笛，"让它们替我们看看，自由的土是什么颜色。"

从上海到重庆的四十七天船程，程砚舟在舱板上画满了流民的脸：抱着襁褓的妇人、断腿的伤兵、啃着树皮的孩童。

我用母亲的银簪挑开霉烂的米袋，看他把发霉的米粒一粒粒拣出来，说 "这是旧世界的脓疮，得挑干净才会长新肉"。

春桃的信在中途被江水打湿，只留下 "纱厂女工需笔杆子" 几个模糊的字，于是我们在抵达战时陪都的第三日，揣着半本《资本论》和程砚舟的油画箱，挤进了南岸区嘈杂的纺织厂。

工头赵铁柱第一次用鞭子敲我后颈时，我正盯着车间横梁上的蛛网——那结构多像绣楼的雕花窗棂，只是这里粘的不是玉兰花，是飞蛾的残翅。

程砚舟夜间在工人夜校讲课时，总把梧桐树苗的嫩芽别在讲义里，而我藏在围裙下的，是母亲日记里撕下的那页："当机器开始吃人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用齿轮的声音唱歌。"

纺织厂的缝纫机声像永不停歇的战鼓，震得我耳膜发疼。

我戴着程砚舟送的蓝布围裙，在流水线前分拣棉布，指尖很快磨出了茧。

赵铁柱（工头）叼着烟卷走过时，总会用鞭子敲我的后颈："沈九娘，别磨洋工，你男人在夜校教那些穷鬼识字，你倒想在这儿偷懒？"

他左手戴着黑色皮手套，指尖处有明显的凹陷——那是他断指的地方，我曾看见他在午休时偷偷用酒精擦拭残指，眼神里满是痛楚。

我低头盯着传送带上的粗布，想起昨夜程砚舟在阁楼画的《女工》——画中女子挽着袖口，手臂上的肌肉线条分明，眼神像钉进砖墙的铁钉。

他说这是"劳动的诗意"，可我知道，这诗意里混着汗水、机油和随时可能被机器卷断手指的恐惧。

赵铁柱的妻子死于产后大出血，我曾在他工具箱里见过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上的女人抱着婴儿，嘴角还带着微笑，背景是纱厂的烟囱。

"九娘，"同车间的阿芳塞给我一块硬饼，她眼角的淤青还没消退，"听说你男人会画画？能不能给我家小囡画张像？她去年得猩红热没了......"

我攥紧硬饼，喉咙发紧。

阿芳的女儿我见过，躺在破草席上，手里还攥着半块玉米饼。

程砚舟说过，这不是个人的悲剧，是整个时代的溃烂。

那天深夜，我偷偷在他的《资本论》扉页写："或许我们该画的，不是单个的苦难，而是造成苦难的机器。"

赵铁柱在旁走过，靴底碾碎了阿芳掉在地上的饼渣，我看见他喉结滚动，却又狠狠踩了两脚——那是对自己的厌恶，也是对现实的无奈。